我时常想，究竟是什么力量、什么精神让无数仁人志士不怕牺牲、百折不挠，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一位熟悉的老人给了我答案。他是大学校长，又是一名报人，还是民盟成员，他就是我的爷爷李敷仁。

他是一位有着钢铁般意志的老人，有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一次延安各界一千多人的大会上，他从口袋掏出一颗手术时从身体里取出的子弹给同志们看:“这就是蒋介石送给我的礼物！蒋介石想把我打死，共产党又把我救活了!国民党特务给了我一颗子弹，并没有打死我，等于他们自己吞了一颗慢性炸弹，将来有一天是要炸毁他们自己的!”

历史依然温热，几十年斗转星移。他的精神深深激励着我，他身上那种矢志不渝、铁心向党的红色基因也一直延续至今。

李敷仁（1899-1958）是我国近现代杰出的教育家、民俗学家、新闻先导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却于万难中锐意进取，追求真理，善于并敢于挑战与冒险。任《中山日报》总编辑期间，他曾写社论《帝国主义进了潼关》批判“中日亲善”，撰写《地皮将透的咸阳》揭露军阀、官僚的残酷剥削。因此惹怒当局，被指示枪决，后经宣传部长解释，免予死罪。他不畏强暴，再次投入农民运动，为老百姓拥有民权而呐喊。在诸多领域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了强烈的为国效力的理念，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与时俱增。

1937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办起了《老百姓》报，用老百姓的语言为老百姓说话，以新思想新风格说真话，立即获得海内外的称赞。在国内行销至多个省区，从近距离的山西河南远至边陲的新疆，发行数开始在千份以上。在海外远销美、英、苏、加、匈、法、瑞典等国家，拥有长期的国外订户，创刊不到一年就突破万份大关，这是中国报业史上一大奇迹。

他是一位倔强的学者，始终以最高的道德标准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从不随波逐流，即使遭到迫害也不曾改变。国民党执政当局对他软硬兼施。蒋介石在重庆亲自接见、留影、赠剑，他都不为所动。他反而趁机至中共代表团驻地会见周恩来，进行了深入交谈，并同陶行知、郭沫若畅谈抗日救国大业。

他孜孜不倦地寻找振兴中华的文化资源，撰写出一系列著作，丰富了我国文化遗产。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深受郭沫若的赞赏，称赞他为我国最光辉的学者之一。毛泽东称其为民俗学专家，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教师，他始终坚守自己的阵地，在课堂上给受业者以新的思想，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各项主张融汇其中。他特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顺口溜形式编写了《中国共产党起根发苗歌》，置于讲义中，说唱讲解，使其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受业者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

他以自己的谋略在复杂的政治风云中航行，国民党执政者把他视为心腹大患。1946年4月30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巡视西安时决定暗杀李敷仁。5月1日刽子手即在西安绑架了他，在咸阳距北杜镇20多公里的陈老虎寨附近的一深沟侧，射击两枪，但未打中要害，他倒在血泊中，刽子手仓皇逃离。在生命危机时刻，当地老百姓群起拯救，护送他至其老家。刽子手闻风又来追杀，村民严密封锁消息，多次冒险转移他的居所，随后在老百姓掩护下，中共陕西省工委派人将其护送至延安，虎口余生，大难未死。毛泽东说：“李敷仁同志，你胜利了，我向你祝贺。”高度赞扬了他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蒋介石也曾评价说：“李敷仁比共产党还共产党！”也从侧面说明了他有一颗忠于共产党的心。

李敷仁与延安大学和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有着很深的渊源。1946年9月，他被任命为延安大学第四任校长。延大创立于1941年，是解放区最高学府，他任职三年，正值国共决战、新中国成立之际。国民党军胡宗南率部曾一度占领延安，他坚定不移地带领延大师生转战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将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教学内容与战时生活相结合。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延安大学在前进、在发展，规模迅速扩大。当时，延安的新闻事业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相形之下，新闻人才的培养却不能满足事业发展的需要。1946年，时任延安大学校长的李敷仁最先办的大事之一就是在延安大学增设新闻班，暂将学制订为一年半，并决定于当年12月开始招生。几十年薪火相传，这一时期的新闻教育是当时延大新闻教育的起源，也是延安大学新闻教育的创始人。

新闻班开办，困难很多，李敷仁凭着多年办教育的丰富经验以及对新闻工作、新闻教育的深刻理解，对困扰新闻班教学的问题逐个加以解决。在管理上，采用高起点的解决方案，敦请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著名记者范长江为班主任。在师资队伍建设上，不拘一格，拓宽思路，多渠道引进和使用人才。在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上，以为陕甘宁边区及各个解放区培养新闻干部为新闻班的培养目标，重视对人才知识结构偏重应用性、职业性、基础性导向的构筑。在教学活动的组织及教学方法的改进上，发扬光大延安大学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加强实践环节，重在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及创新能力。

自1948年夏至1949年春，来延大总校和分校学习的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达千人以上，他们接受了延安精神的洗礼和熏陶，成为解放事业中的中坚力量。由于他改革教育、刻苦工作，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表扬。1949年，延安大学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迁入西安，李敷仁先任副校长，后任校长。

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任校长期间，他带头继承和发扬延安大学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光荣革命传统，逐步形成了西北民大“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团结互助、艰苦朴素”的校风，这种新校风，是对延安大学的革命优良传统作风的继承和发展，并得到西北局的肯定和表扬。

1951年12月7日，习仲勋在西北区、陕西省、西安市三级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学校应该大大发展，但今天国家的财力不可能大量修建和增加设备……，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是在设备很简陋和很少经常费用的情况下进行教育工作的，他们没有礼堂，上课在露天，吃饭也没有食堂，但学校领导组织学生自己动手，解决困难。取得了改造知识分子的丰富经验。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办法是目前绝大多数学校必须大大提倡的办法。”

他重视学员思想教育，教育学员永远不要丢掉延安精神，不要丢掉延安大学的好作风，“要不断的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在很短时间内培养出一万多名合格干部，除了上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及时知道这个基本条件外，最主要的是学校在贯彻学习理论、改造思想的方针过程中，比较好的解决了理论联系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1958年2月，李敷仁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民主同盟中央全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受到了热烈欢迎。由于长期艰苦的忘我工作，使得他过度疲劳，已经虚弱的身体就更加虚弱了。从北京开完会回到西安后，立即住进了医院。2月19日，终因“心力衰竭”而逝世，享年58岁。为了表彰他革命的一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授予他“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

翩翩起舞的蝴蝶死去了，留下了五彩斑斓的美丽在世上；艳丽多彩的花朵凋谢了，留下无数芬芳的幽香在人间；无私奉献的蜡烛燃尽了，留下光明和温暖给世界；我的爷爷李敷仁离开了，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学习。

学习李敷仁，就要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他坚韧不拔、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大爱情怀。他刚正不阿，不为任何威胁利诱所屈服，把为党负责、为人民服务、为历史负责作为自己神圣的天职，他之所以深受人民群众爱戴，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终与老百姓心相连、情相依，同呼吸、共命运，在于他视人民群众为衣食父母、诚心诚意当人民公仆。他为民爱民亲民的作风，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他的崇高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是我心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永远是鼓舞我艰苦奋斗的强大思想动力，永远是激励我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

学习李敷仁，就要学习他一心为民的精神。他是一位很有个性，很贴近普通老百姓，很值得尊敬的人。只是算起来，他若还活着，也有一百多岁了，而他又不幸早逝。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奋斗了一生，他创办的《民众导报》，在当时有一种特别的新鲜感和亲切感。他在报上写道：“我们决定用老百姓的口头话，写老百姓的眼前景，说老百姓的心中事”。他的一首《封建制度歌》其中有这样一些句子：“说秦汉道隋唐磨盘圆转，由宋元到明清还是一般。两千年封建史别无所建，给百姓只制下一群贪官”；“遭天灾也不过三年六料，遭官灾足足两千多年”，“两千年差不多争城以战，有几天真正的太平乐年。”批判封建，痛快淋漓，如擂战鼓，如敲警钟。

李敷仁的一生表明：一个人只要有这种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就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没有他们的奋斗，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也只有铭记历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正如他一生追求的，也是他的座右铭：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

正是他的这种精神激励，我历尽周折，没要国家一分钱，创办了李敷仁纪念馆，受到各界好评，已经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爷爷的一生需要我用心感受和领悟，培养一种民族责任感、使命感，学习那种理想和信仰高于一切的无私奉献精神。任时光飞逝、时代变迁，李敷仁精神始终洗涤我的心灵，让我坚定信念、砥砺前行。

（作者：李敷仁先生侄孙李晓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