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往事
  • 2024年09月30日
  • 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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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往事(一)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内页)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步入大会会场 

75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代表们在印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的签到纸上,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签名。会后,筹委会将这多达82页、共有644位代表签名的印记,装订成两册,留作纪念。1965年10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将此签名册拨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75年后,再次翻开这本纵43厘米、横32.5厘米,木板封面上镌刻着人民政协会徽和林伯渠题款的签名册。时代风云扑面而来,文墨雄浑、铁画银钩,愈发珍贵。 

第一位签名的代表 

在《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上编)第232页记载:9月15日上午9时至下午4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办理各种代表报到手续,并领取代表纪念章。这一文献级的“史实纪要”与当时分管中国共产党代表报到的孙小礼同志的追忆,互证吻合一致。 

1949年夏,孙小礼被北平团市委抽调到中南海会议筹备会秘书处工作。9月15日,她在中南海勤政殿正门大厅内负责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报到工作。 

第一个报到的是陈云同志。他是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国共产党正式代表之一。6月15日,陈云出席了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从这一天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与新政协筹备会相关的会议和中央有关会议,通常都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9月15日,陈云在签署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复财政部函之后,就到勤政殿报到。 

孙小礼是按参会人员名单和相关报到要求,引导陈云在签到纸上签下名字的。当时刚参加工作的孙小礼,一下子接触的全是重要领导,心里还是有些紧张的。尽管她认真地熟记了签到时的有关要求,即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自第三行起是各单位的其他代表签名,每行上下可写两个名字。因陈云不是首席代表,所以在签到时,孙小礼非常礼貌地引导陈云从第三行开始签到。陈云在签到时特意多留了一行,将自己的名字签在了第4行的位置。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七次会议。也就是在这一天,毛泽东正式签名报到。对此,孙小礼印象颇深,她回忆: 

议事科副科长迟先达通知我,毛泽东主席来勤政殿开会,同时,就来报到。迟先达副科长要我给他一张未用过的签到纸,他沿着第四行的竖道把纸折叠起来,盖上已签满了的后二行。 

毛泽东主席来到签到处,我赶忙上前迎接。这时,郭沫若、李济深、马寅初、乌兰夫等人,一下子簇拥到毛泽东主席身旁,说要看毛主席的亲笔签名。被挤到了外侧的我,看到毛泽东主席已经拿起了毛笔。我急忙说,请毛主席在第一行写党派名称: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写您的名字,您不要把名字写到第三行里去。毛泽东主席听到我的这些话后,停了一下,又看了看签到纸,说出了一句浓浓的湖南话:到底怎么签呢?您就在两行内写字,不要把字写到上面的纸上。毛泽东主席随着我的话音,好像看穿了签字纸上的“手脚”,轻声说:照你的“指示”办喽。很快,毛泽东主席在第一行写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内写了“毛泽东”。摄影记者拍摄了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多年后,我看到了这张照片。虽然照片画面上,看不到我,但一代伟人毛泽东神情庄重地写下签名的那一刻,我在场!亲眼见证,让人铭记。 

唯一一位没有签名的首席代表 

按新政协筹备会的议定,签到簿的第一行是单位名称,第二行则是单位的首席代表签名。也正基于此,我们能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们留下的签名册上,饱览到各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首席代表的风骨才情。 

就党派代表而言,可以看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首席代表李济深的签字和签名,其字体取法魏碑,运笔凝重有力,结字端庄沉稳。中国民主同盟首席代表张澜的签名端雅隽永、点画精到、笔致翩翩、平正宽博,工整沉稳中又见俊逸清雅之姿。民主建国会首席代表黄炎培的签名端庄秀丽,因为他一直坚持“临池白首学为人”,又特别擅长楷书和行书,他在广游名山大川时,凡遇碑刻即悉心揣摩,黄炎培留在宣纸上的签名,给人秀逸之美。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郭沫若是书法大家,他的书法既重师承,又多创新。他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执笔八字要诀,用书法展现他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的签名,能看出他极尊重传统,动笔和结构有法度、有风骨,是一位有品位的书法大家。中国农工民主党首席代表彭泽民、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首席代表谭平山、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蔡廷锴、中国致公党首席代表陈其尤、九三学社首席代表许德珩、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首席代表谢雪红,都签写了单位和签名。曾有人撰文,谢雪红的亲笔手迹是最难得一见的。其实,我们不仅在签名册上完整地看到了她的签名,也看到了她多年后留下的亲笔信函。这字迹当属珍稀珍贵。 

除此之外,在党派首席代表的签名册上,唯独没有看到中国人民救国会首席代表李章达的签名。 

为什么在签名册上没有李章达的签名呢?民主先驱李章达,广东东莞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武昌首义和讨袁之役,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团长。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后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地区总部。1948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 

李章达之所以未在签名册签到,是因为他生病未能到来。他在《六十自述》中有这样的记述: 

……1947年12月,国民党民主派由李济深领导,在香港举行代表会议,筹组革命委员会,我以政见相同,乐于参加。1948年1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声明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关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主张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各民主党派携手前进。我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兼任秘书长。值其时,我患心脏病相当严重,卧病澳门,然经常扶病过香港参加会议。1949年春,我由香港乘轮北上,到了初解放的北平。途经石家庄时,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等,非常欣慰。在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正在准备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突然心脏病复发颇剧,因须请原经手疗治之医师,不得已乃复返香港。接北京电报,知道我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我被任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之职。这就是我四十年来政治生活经过从片段中的大概叙述。 

唯一一个钢笔签名 

在签名册上,唯一一位用钢笔签名的代表就是特别邀请代表宋庆龄。 

关于特别邀请代表,周恩来在1949年9月7日向政协代表们做的《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进行了翔实解释: 

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四十六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各民主党派,有多年来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各解放区的代表。各解放区在解放战争中担负了重大的任务。我们还承认解放军的代表权,因为人民解放军不单是军事组织,又是政治组织,不仅是普通军队,而且是工作队。他们消灭敌人,从事政治工作,做人民的勤务员。因此,他们所代表的不仅是军队,而且代表着他们出身的人民,首先是农民。这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的队伍。解放军代表的参加也体现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重点。除此以外,还有待解放区的代表,包括华南解放军的代表。 

有了重点,同时又照顾到了各个方面。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我们也照顾到还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方面,如自由职业者代表。我们还照顾到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这就是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大体情况。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其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如孙夫人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也有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人才,如陶孟和先生和钱昌照先生。也有一向或在某一个时期和我们有某种联系和朋友来往,同情人民事业,一旦解放了便站在人民这方面的,如福建萨镇冰先生,张难先先生。也有从事民主运动在解放区服务很久的朋友,如陈瑾昆先生。也有是参加这次和平运动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先生,南京和平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等先生。程潜先生也是响应和平号召投到人民方面来的。起义的将军有的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会议,如吴奇伟将军,曾泽生将军,张轸将军,也有的参加到特邀单位中。海军、空军的代表也在特邀单位中。还有愿意为建设新的人民的艺术而服务的人物,我们也邀请了,如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几位先生。邀请的代表还有劳动界护厂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和在各解放区单位安排不下的,如晋察冀的戎冠秀先生。 

总之,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而起义的朋友,保护国家器材有功的朋友,使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力量的大会。 

其实,关于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就曾致电身在上海的宋庆龄,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宋庆龄复函周恩来表示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婉言谢绝了北上邀请。6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在双清别墅召开。1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担任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担任副主任的21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9日,周恩来于21日分别写信给宋庆龄,并于25日派邓颖超带着这两封邀请信,前往上海,再次诚邀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 

在邓颖超来到上海邀请宋庆龄赴北平之前,李济深也曾致函宋庆龄,请她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北上出席新政协,但宋庆龄婉拒了李济深的北上之请。8月7日,邓颖超在致中央并周恩来电报中作了汇报:宋庆龄先生对被定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一事,最初有以下意见:“一、仍以旁听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为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经她多方解释说明,宋先生不再坚持己见,并说:“请你们替我考虑,你们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办。” 

邓颖超的电报,表明宋庆龄并不想以任何团体的名义作为出席新政协的正式代表,因而她要求以旁听身份列席,即使与其他人一起列名也没有关系。但电报中最后的“请你们替我考虑”的表态,仍表明她对邓颖超所提意见,仍有勉强或不太愿意之意。 

对此,8月13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回电邓颖超:“未虞电悉。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 

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所乘的2252次专列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蔡畅等人齐集前门车站,热烈欢迎她的到来。宋庆龄到达北平后,中共中央首先与她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名义。从周恩来的《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可以确定出宋庆龄先生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身份,即特邀代表。 

9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林伯渠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宣布:“特邀单位,到现在经筹备会常委会已决定的有74位,其中包括孙夫人领导的救济单位。”周恩来、林伯渠所指的“孙夫人领导的救济单位”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原名“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往上海,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这是宋庆龄1931年从欧洲回国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并领导的许多团体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一个组织。它的孕育、诞生以及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无不渗透着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显示着宋庆龄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人格力量。 

也正其于此,在周恩来的报告和林伯渠的讲话中,都特别强调了宋庆龄领导的救济单位。宋庆龄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心情愉悦地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她在签名册上的签名,“破例”使用钢笔,留下了唯一的钢笔字迹的签名。 

对此,工作人员孙小礼有这样的记述: 

特邀人士首席代表宋庆龄,是单独到怀仁堂签名报到的,按规定“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但为了尊重宋庆龄的习惯,特备了一支钢笔,代表签名只有她一人用的是钢笔,也没在第一行写单位名称。 (作者朱彦系必赢766net手机版教授,闫树军系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往事(二)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内页)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会会场 

75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代表们在印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的签到纸上,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签名。会后,筹委会将这多达82页、共有644位代表签名的印记,装订成两册,留作纪念。1965年10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将此签名册拨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75年后,我们再次翻开这本纵43厘米、横32.5厘米,木板封面上镌刻着人民政协会徽和林伯渠题款的签名册。时代风云扑面而来,文墨雄浑,铁画银钩,手迹愈发珍贵。 

两个少数民族文字签名 

签名册上的特邀代表签名共计7页。在这7页签名中,还有仅有的两个用少数民族文字的代表签名。他们是特邀新疆代表维吾尔族赛福鼎·艾则孜和乌孜别克族阿里木江·哈肯巴也夫。新疆代表共3位,另一位是涂治,是汉族。 

关于新疆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1949年6月26日,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开始秘密访苏。会谈期间,中共代表团得知,美国为了保持其势力范围,企图策动我国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五马”将主力撤到新疆。据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决定将解决新疆问题的时间从1950年提前到1949年底,并决心在甘肃、宁夏、青海全歼胡宗南,坚定遏制“五马”势力逃入新疆;另一方面电告在莫斯科的刘少奇,从访苏代表团中派人直接进入新疆,及时建立中央及正在向新疆进军的彭德怀与三区之间的联系。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已于1944年9月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通过武装起义,成立了革命临时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军队——民族军,至1945年9月,这个地区已经完全在革命临时政府控制之中,成为解放区。 

8月14日,中共中央派随刘少奇出访的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带3名工作人员和1部电台,从莫斯科出发,取道阿拉木图抵达新疆伊宁,建立了“力群电台”。8月18日,毛泽东主席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的名义,通过“力群电台”发出邀请信,邀请新疆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 

三区革命政府立即复电中央:“我们以最高的热情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电文发出后,三区革命政府很快确定了出席政协会议代表,以阿合买提江为团长,成员有新疆伊犁、阿勒泰、塔城三区民族军总司令伊斯哈克伯克,原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阿巴索夫,民族军副总司令达列力汗,汉族知识分子代表、新疆中苏文化协会负责人罗志。并决定,三区领导人前往北平期间,三区的工作由赛福鼎·艾则孜负责主持。 

经过两天紧锣密鼓的准备,新疆代表团于8月23日出发,其行程是借道苏联阿拉木图转乘飞机,前往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新疆代表团此次行动是秘而不宣,议定在会议结束返回新疆时,再对外公布。可不幸的是,8月25日这天,在他们飞抵伊尔库茨克时,由于天气恶劣,飞机失事,机上17人全部遇难。 

中共中央接到邓力群的报告后,复电表示沉痛哀悼,同时指示三区革命政府立即另行组团火速启程前往北平。新的代表团由新疆保卫民主同盟代主席赛福鼎·艾则孜、新疆保卫民主同盟塔城区分会主席阿里木江·哈肯巴也夫和汉族代表涂治组成。新疆代表团于9月8日启程。代表团从阿拉木图飞到赤塔后转乘火车直奔满洲里,在沈阳稍事休整后,于9月15日上午抵达北平。时任全国政协筹备会秘书长、河北省主席林伯渠登车迎接,北平党政军负责人列队迎候。 

新疆代表是在中南海怀仁堂签名报到的,他们在签名册上留下了少数民族文字的签名。会议期间,他们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在大会上发言,并向大会敬献了一面锦旗。 

最后一位签名的代表 

一些代表由于当天有事或尚未到达北平,是在后来补签的签名。如特别邀请人士、国民党军起义人员傅作义、邓宝珊,原准备在绥远通电起义后即与孙兰峰赴北平参加会议。9月14日,毛泽东起草聂荣臻致周北峰信:“关于傅、邓二先生出席政协会议事,如因工作关系,可以在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到达北平出席。如能在二十日到平则更好,在绥远军政人员表明态度后,董其武、孙兰峰可能被邀参加政协。”为处理绥远起义的善后事宜,董其武向毛泽东主席请了假,没有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傅作义、邓宝珊和孙兰峰三人于20日晚才登上火车,22日上午到北平,参加了下午的会议。 

在特别邀请人士代表中,老解放区开明士绅安文钦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最后一天到北平的,他是在签名册上最后一位签名的代表。 

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二天,周恩来给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代理议长习仲勋发去《关于送安文钦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的电报: 

仲勋同志:人民政协已开幕两日,安文钦迄未来平,过去因西北局来电,说他极愿来平,而马明方亦如此说过,故通过他为特邀代表,并已于今日登报宣布名单。如他不来,则按他的情况,又不便特许其列名缺席,故此甚难处理。务请接电时立即派专车送他来平,即令赶到闭幕式也是好的。在他动身之日,务望以急电告知我们。如何至盼复电。 

安文钦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他出生在绥德县城的一个富户之家,自幼受到了良好教育,是当地有名的秀才。他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产生了实业救国和探求新文化的思想,曾于1914年和1920年两次东渡日本游学和考察实业。回国后,他积极向地方政府上书陈词,提出举办工业、革新教育的主张,并为地方建设事业竭力奔走,多方游说。绥德县城的中山礼堂和无定河上的永定桥,都是在他的倡议和参与下建成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安文钦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团结抗战方针和民主建政、减租减息等各项政策,并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事业。1939年边区实行普选以后,他被选为绥德县参议会议长。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并连任第三届。他参政后,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有了更深的信赖和拥护。 

1944年6月,由21名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绥德参观。在参观时,他们突然提出要去安文钦家采访。这个突击采访,是有针对性的“别有用心”。一位记者问安文钦:“你是一个地主,为什么要拥护共产党?你和共产党一起,生活水平是不是下降了很多?”安文钦以亲身经历,用了大量的事实,以鲜明的对比,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安文钦还拉着记者参观了他全部的住室和设备。参观后,安文钦反问记者说:“在我的生活水平没有降低的条件下,劳苦人民普遍提高了生活水平,我为什么不拥护共产党?”“真心抗战的是共产党,真正为老百姓的是共产党,我为什么不拥护呢?这样的共产党又有谁不爱呢?” 

安文钦紧跟共产党,坚决落实共产党的有关政策。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五月指示》后,他带头响应,主动献地三百垧(一垧约合三亩)。他的带头行动,促进了土改工作的顺利开展。此举,受到林伯渠的赞扬。林伯渠致信安文钦说:“得悉先生为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政策,慷慨献地三百垧,义举所昭,不仅造福地方人民,亦足表社会贤达,边府同仁,深为钦迟。” 

1947年秋,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绥德,安文钦东渡黄河辗转于山西等地的游击区,经历了很多艰辛。不仅如此,胡宗南的部队在败退时,还把安老的书籍文稿等洗劫一空。很多人对此都感到惋惜,但安文钦却安然地说:“我之走虽失掉多年的文墨心血,但保持了我的清白气节!” 

经历清末、民国,适逢新中国即将诞生,一定要让这位开明人士来参会,来共商国是。的确,安文钦曾感慨地说:“吾虽为地主,但知遇我者莫过于共产党和毛主席。我本庸才,但经历清末、民国,又即将迎来新中国,实感有负于人民,但至老都愿献此身于革命。”他的这番心语,表达了他悟觉的原因、过程和对党的热爱。他与共产党合作,推心置腹;他拥护共产党,坚定不移。因此,他被誉为共产党真诚的朋友,广大干部和群众亲切地称他与霍子乐、贺连城、乔松山为陕北的四老。 

1949年9月30日,安文饮以特邀代表身份,风尘仆仆赶到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并受绥德县人民的委托,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转达了老区人民的敬意,汇报了绥德县的支前、生产情况。 

没有签名的代表 

为了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会议筹备处费尽心思,缜密组织,高效进行。在大会开始前,大会筹备处给每位与会代表印发了一份《代表手册》。这份《代表手册》的第一条就是签到办法。在签到办法上,明确了三条:一、每次全体会议(包括预备会、开幕式、闭幕式等),为了节省时间,代表签到,均采用卡片签到办法。二、签到卡片由秘书处印制,发给各代表。三、代表于每次莅会前在卡片上亲笔签名,于到会时交签到处以完成签到手续。历史的照片,为我们留下了经典的场景。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共计662名,那为什么签到簿上只有644名代表的签名呢?也就是说,还有18名代表没有签名。他们都是谁?为什么没有留下签名呢? 

除了上文我们记述之外的,还有这样一个史实。即662名代表,本身就不是“实数”。因为在这662名代表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空缺了一名正式代表;在中国致公党代表中,也空缺了一名正式代表和一名候补代表。这样说来,我们常说的662名代表总数,实际总数应为659名代表。在实际的659名代表中,又有因故未能到北平被特许列名缺席的代表15人。这样,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共644人。 

在列名缺席的15名代表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杨杰是唯一一位已逝世的政协代表。杨杰在接到与会通知后,是作好了一切准备,要来北平参加会议的。但在9月19日这一天,他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9月20日最后决定通过代表名单时,大会一致通过保留杨杰的名字。因此,翻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制的精美纪念册,就能看到一封画着黑框的唁电: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鉴: 

惊悉杨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仁无不痛惜!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而安生者谨致电致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杨杰家属礼鉴: 

惊闻杨杰将军惨遭反动派杀害,不胜悲愤。尚望节哀,为人民事业努力奋斗。谨此电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所有第一届政协代表中,杨杰是唯一加黑框的代表,也是因遭谋杀而未能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代表。唁电里,申、马是分别用地支代月和韵目代日的方法,此处申指9月,马指21日。 

没有签到的李章达是因病在开会前离开了北平。从西安调到兰州,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的任谦,负责处理陇南国民党军政起义的工作,因要事离不开,允许列缺。全国工商界代表荣德生,年已74岁,因患足疾难以行动,未能参会。中华民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代表李四光,在出席国际地质学术会议后一直留居英国伦敦,接到郭沫若带去的信后,立即去订船票,但因无船误了行程,未能按时参会。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徐四民在缅甸,因考虑其所处环境及其亲属的安全,当时没有公开他的名字,在大名单上是空缺。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刘明电在日本,当时考虑所处环境,没有公开他的名字,在大名单上是空缺。简言之,华侨代表徐四民和刘明电,都因所处环境和一时无法来到北平,被准许列名缺席,所以签名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 

特别邀请人士代表、海军耆宿萨镇冰年届90岁,是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萨镇冰是传奇人物,他早年投身洋务运动,38岁时以北洋水师副将的身份,参加了甲午海战,目睹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状,也是他使用船只将邓世昌的遗体从刘公岛运出。到1949年,他是健在的资历最深的历史老人。而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仍然企图做争取人心的最后努力。7月26日,就在福州解放前夕,李宗仁面见萨镇冰,代表蒋介石来劝说。他毅然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在福州人民欢迎解放军的文告上,欣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显然,他的去留具有特别的意义。但终因他“年龄过高,且路途遥远,无法出席会议”,在复电筹备会后,特许只列名不到会。在大会圆满顺利闭幕之时,他提笔写下:“岁在髦年闻喜讯,壮心忘却鬓如丝。”“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 

特别邀请人士代表、中国近代外交巨擘、有“和平老人”之誉的颜惠庆因患病未能与会。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侯寒江,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林棠,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特别邀请人士代表龙云,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特别邀请人士代表张鸿鼎,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特别邀请人士代表董其武,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第一野战军代表徐向前因肋膜炎复发,高烧不退,赴青岛休养,未能到北平参会。 

有着644位代表亲笔签名的签名册,记录了代表出席政协会议时的故事,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 (作者朱彦系必赢766net手机版教授,闫树军系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 

【人民政协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往事(一)http://share.183read.cc/article/5654441/5.html?t=172742454415707

【人民政协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往事(二)http://share.183read.cc/article/5658698/5.html?t=172742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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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9人,候补中央委员165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党的二十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央政治局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和谋划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切实抓好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力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继续推进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经济回升向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全会高度评价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原则。 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 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全会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要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全会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全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要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全会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 全会提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要完善人民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深化跨军地改革。 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 全会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必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深化外事工作机制改革,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全会指出,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全党上下要齐心协力抓好《决定》贯彻落实,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按照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宏观政策,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落实情况,切实搞好“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 全会指出,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完善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涝灾害监测、防控措施,织密社会安全风险防控网,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要加强舆论引导,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要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引领全球治理,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 全会强调,要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现代化建设能力。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切实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持续为基层减负,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扎实做好巡视工作。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深化党纪学习教育,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丁向群、于立军、于吉红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全会决定,接受秦刚同志辞职申请,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分。 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2024-07-19
  • 【人民政协报】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名为北京

    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名为北京 ▲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图为大会会场,周恩来主持会议。 ▲ 194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在显要位置报道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做出的重要决定。 1949年9月25日,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主要发言记录。 ▲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国都国旗等决议案。 定都北平,北平改称北京,这需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批准才具法定效力,那其民主议定过程是怎样的?当年的档案记录,揭开了哪些我们所不知的秘闻?北京——北平——北京,你是否知道它真正的来由?你会不会时常将北平、北京混用? “红都”变迁史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瑞金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圣地。她作为“国都”存在了将近三年,直到1934年10月10日,中央下达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之日止。从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革命政权就被驮在了马背上,系在了红军的双脚上。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陕北。从11月起,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在这里驻扎了半年。半年后,中共中央离开瓦窑堡,走向保安,中央为此,还发布了“定都”保安的命令。1936年6月25日,中央机关先头部队到达保安,7月初,中共中央移至保安。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从保安迁到延安,延安随之成了中国的第二个革命圣地,成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又一个“红都”,它持续的时间最长,从1937至1948年,达11年之久。 随着战争的胜利和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曾数次考虑“红都”的北上与南迁。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一举解放了哈尔滨,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侵占,哈尔滨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而且它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是我国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如同一只雄鸡,而黑龙江省犹如一只展翅的天鹅,哈尔滨市是这“天鹅项下的珍珠”。考虑到哈尔滨与苏联靠近、便于取得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这是在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下作出的战略决策。为中央移至哈尔滨,中央警卫团一分为二,由李富春带领一部,先行到达河北承德,为中央的转移准备中转站。 就在这时,东北战局骤变,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增兵东北,抢占交通要道。毛泽东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东北。 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商议达成共识:如果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回到国都南京,中共中央也要考虑南迁,这样有利于共议国事。 1946年春末,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以及苏皖边区人民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慎重而机密地筹办着迎候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南迁淮阴的工作。 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无视国内外舆论,公然露出了穷兵黩武的凶相,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不断向解放区发起进攻。5月3日,他指派美制飞机几次在我华中首府淮安上空盘旋、侦察。14日,又派飞机低空扫射我清江机场。同时,上海国民党报纸则不时散布“武力收复苏北”“讨伐苏北”的反共言论。鉴于此,中共中央被迫放弃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取消了中央机关从延安南迁淮阴的计划。 各界将目光投向北平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自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打响,经过29小时激战,天津解放。次日,北平守将傅作义派出代表商谈和平解决北平之事。1月17日,傅作义召集华北7省市参议会,讨论和平问题,前北平特别市市长何思源以北平市荣誉市民的身份出席会议。会前访问了北平军事将领的何思源,要求傅作义将军和他的部属顾念北平200多万人民的痛苦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走和平道路。何思源还在会上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求将北平改为北京,北京人最讨厌北平这个名称,改北京是最反映民心的;二、要求在北京设中央政府,北京人以前最喜欢自称“天子脚下之臣”,越靠近中央越好;三、要求中央政府统一全权。 何思源的这三点要求,无疑是着眼于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的,反映了北平人欢迎共产党定都北平的民心。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22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部进入北平城。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结束。全国的解放即将到来,选定一个全国性、合法性的国都更加迫切。 这一工作仍需要民主程序来决定。 充分讨论 民主协商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会议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订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 新政协筹备会会议于19日结束,历时5天。此次大会闭幕后,各个小组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9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新政协各项文件草案,并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的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热烈的掌声中致了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70多年后,我们走进中央档案馆,翻阅当年的档案,还能感受到当时的温度。我们查找的是《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关于国旗国都纪年的意见》。我们从这些手写的、铅印的字里行间,看到了当时关于国都、纪年、北平改为北京的民主决议的过程: 1949年9月《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关于国旗国都纪年的意见》发到各委员手中。档案有手写件和铅印件两种。 1949年9月22日,传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关于国旗国都纪年分组(一至十一组)讨论的会议的通知》。有手书件11份,铅印件11份。 1949年9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会委员会名单》,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人员名单》公布,11组,铅印。 1949年9月23日,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一组会议记录: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会场,主席是马叙伦。实到人数42人。关于国都的意见:完全同意国旗国都纪年方案组关于国都的意见。关于纪年的意见:完全同意国旗国都纪年方案组关于纪年的意见。 1949年9月23日,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二组会议记录: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二会议室,主席是沈雁冰。实到人数45人。关于国都的意见:本组出席之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应定于北平。关于纪年的意见:本组出席之全体代表除张元济、周善培二先生对此问题有不同意见外,余均同意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公历纪年,即将今年改称为1949年。张元济先生提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纪年仍沿用“三十八年”,其理由如下:(一)中国有四千三百余年的历史,如果一旦改元将会有众多的人不晓得自己国家的历史;(二)采取公历纪年与耶稣教有关系,我们中国自己的纪年不应该采取它;(三)沿用“三十八年”是因为大家都普遍熟悉(习惯)了。另外,周善培先生则主张改元,不改元便不足以表现革命的精神,但是改元如用公历则应考虑。同时黎锦熙先生则主张纪年问题应以公历为主,各人可自由,在其下加括弧,在括弧内注明他所需要注明的年号。例如:1949(民38)。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三组会议记录: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五会议室,主席:郑振铎、蔡畅。实到人数41人。关于国都的意见:一致同意建都北平,并改名为北京。除附件二中所列举之理由外,在交通上地近天津,易通海外又为国际航(空)线之据点。关于纪年的意见:一致同意用公历纪年,今年改称一九四九年。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四组会议记录:地点中南海怀仁堂第三休息室。主席张奚若。记录陈然。实到人数45人。余下没有看到。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五组会议记录:中南海怀仁堂第四休息室。主席:陈嘉庚、欧阳予倩。实到人数47人。关于国都的意见: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为北京。关于纪年的意见: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应采用现代世界大多数国家公用的纪年制度,即将今年改称一九四九年。注,丁燮林,应加上“公元”二字,以免含有宗教意味。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六组会议记录:北京饭店六楼餐厅。主席田汉,记录韩毓虎、朱文道。关于国都:洪深提议,将北平改为北京后,南京可改称江宁,其余代表一致同意第六小组意见。关于纪年:一致同意采用现代世界大多数国家公用的纪年制度,即将今年改称一九四九年。章元善提议:在大会上作决议案时,可强调“废除纪元制度”。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八组会议记录:北京饭店西餐厅。主席:翦伯赞,记录:吴兴。实到人数43人。关于国都意见:一致同意定都北平。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九组会议记录:六国饭店民主厅。主席:艾青。实到人数50人。关于国都意见:全体通过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为北京。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十组会议记录:六国饭店东餐厅。主席:钱三强。记录:冯天正、张敦礼。实到人数48人。关于国都意见:一致通过建都北平。关于纪年的意见:一致通过采用公元纪年。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十一组会议记录:主席是廖承志、梁思成。实到人数52人。关于国都意见:一致同意定都北平并改名北京。 1949年9月23日晚七时,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第六次全体会议。地点:勤政殿第二会议室。主席是马叙伦。记录是陈然,秘书是彭光涵。关于国都意见:一.各分组出席之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北平为首都。二.邵力子建议,附件中“国都问题”第二行应删去“主要原因是”等字,并且改“便于依赖帝国主义”为“完全依赖了帝国主义”,因为定都南京在孙中山先生作此主张时,正是为了扫除旧污,所以不必从原因上说话。(见附件一)。三.江西省政府转来南昌市医生徐嘉珍建议国都应设在内地——重庆、西安或成都,其理由多注重国际方面。(本组认为无考虑必要,故仅提出报告不加讨论)(见附件)。四.有部分人主张建都北平,但名称不必改为“北京”。 1949年9月25日下午8时,在中南海丰泽园,举行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关于国都问题,张奚若说:国都定在北京大家是不会有意见的,但就是南京是否要改名,有人提议南京要改名。毛主席说:还是改一个字好(指北平改北京)。关于纪年问题,我们采用公元,老百姓同样也可用,也可采用其他历。毛主席:老百姓要用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处罚他们。如过去用中华民国多少年,但老百姓要用甲子年,他们还是用了。但我们政府一定要有一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黄培炎说:毛主席讲得很对,但现在有人说我们采用公元是基督教的年号,其实许多基督教国家都采用了公元。毛主席说:就是耶稣也不坏,耶稣和今天所推行之基督教之帝国主义并不一样。 1949年9月26日下午3时,在北京饭店中餐厅召开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主席是马叙伦,秘书是彭光涵、徐寿轩。这次审查会议,关于纪年,全体出席代表一致同意采取公元纪年,即今年改称1949年。关于国都,全体出席代表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北平为首都,且改名为北京。 完善定都的法律手续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第6天的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出席会议的代表有632人。会议执行主席是:张澜、李立三、贺龙、沈雁冰、薄一波、周恩来、宋庆龄、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艾则孜。马叙伦代表国都、纪年、国旗、国歌方案整理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经过广泛而认真的讨论,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四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以上四个议案,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 《人民日报》这样报道说:各议案的草案在会前都经过了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周密协商,大会进行期间又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广泛收集意见,审慎研究修改,所以今日大会的讨论,大部分的发言都是属于个别文字上的修改。每一个议案的通过,都引起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至此,定都北京被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政协会议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通过。 这是人民的意志,是民主的结晶。 北京,从此成为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向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从此,在每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会有关于首都的条文,但每一部宪法的提法各有不同: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章第一百零六条专门是关于首都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1949年讲“国都”,1954年称“首都”。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章第三十条中将国旗、国歌、首都合并为一条,其中有5个字:“首都是北京。”它既没有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也没有单独列为一条。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首都也没有单独列为一条,而是在第四章第六十条中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首都专门列为一条,即第四章第一百三十条,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这一规定是科学的、严谨的。 (本文作者朱彦为必赢766net手机版教授、民盟盟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2023-09-30
  • 【 人民政协报】朱彦 闫树军:1949年的政协诗篇

    1949年的政协诗篇 朱彦 闫树军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巨赞法师(前排左二)作为唯一僧人代表出席盛会。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49年,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嬗替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人联手各界,在政治上,进行有史以来罕见的北上大行动,以海纳百川、云吞四海的胸襟,将泰斗耆宿、大家巨擘、勋臣栋梁、雄杰楷模,全部聚集北平,共商国是。 从观海游园到赏戏开会,从盛世大会到开国盛典,诗歌构成了直抒心底的记忆。军中大帅的《开国小言》、佛家高僧的《志礼诗》及诗人浪漫的情怀,书写了大歌永记的政协诗篇。 归队五星旗下,高声义勇军歌 1949年3月25日上午10时半,黄炎培到达北平。 3月26日,毛泽东选定黄炎培,作为他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的第一位客人。 在双清别墅,毛泽东与黄炎培深谈良久。毛泽东的谈话,涉及重大的建国方略,他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也谈到了黄炎培所领导的民建及黄炎培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 在筹备新政协会议这段时间里,黄炎培除了做大量的建言、邀请、协助工作,还抽空游览了北平城的美景,并于4月1日写下《北海公园二绝句》。此绝句,当为民主人士在北平和平解放后,为北平写下的第一首诗篇。 4月5日,黄炎培写下《北海公园三绝句》。13日,黄炎培写了《中山公园五绝句》。5月8日,又写了《园游五绝句送俞寰澄、梁叔五南归》。22日,为了答谢诗人柳亚子的诗赠《颐和园》,写了《赠儿当当诗》。6月5日,与柳亚子夫妇、盛丕华、葛克信等人游颐和园后,再作诗二首。7日游谐趣园后,又和柳亚子诗一首。8月5日,全家游颐和园后,于晚上再次抒怀,写下《昆明湖写实二绝》。8日,这一天是立秋,黄炎培登上北京饭店六层,正是登高望远,心之大悦中,欣然写下: 北平将为人民首都登高望远成三绝句 撑云殿阍掩林丘,扑地琉璃露瓦沟; 错认奇松当小草,怜君身在最高头。 八处西山付等闲,却看东北万千山; 一从辽僭南都号,今向人民拱手还。 宫墙百曲乱城墙,以海名湖媚帝王; 剩向玉泉分一勺,家家流水卧垂杨。 8月13日,黄炎培为纪念八一三,写下《一床秋意》: 北京张涂中将军宅,八一三晚会归,雨窗晓枕,成长短句,未求格调也。夏枝巢叟读而尝之,承叟之命,即以一床秋意为名。 雨声滴断虫声细,苦分明,邻钟记记。醒还未?曾无人会。一床秋意。酒肠恙起愁质沸,猛回头,半淞血洗。凭谁理?眼前民物,大时代里。 9月17日,黄炎培在怀仁堂看程砚秋出演的《红拂传》。很是兴奋,难眠入睡,便于第二天晨,得诗如下: 何必吾庐爱始深。城阙尺土亦园林; 好遮夏日迎冬日,看护枯柯展绿阴。 苦念千村尽食艰,先生准备享酸寒; 精调适口金花莱,粗制窝头玉米团。 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亲临现场的黄炎培,再次受到现场的激情感染,由此,他将北上、受邀双清别墅、游园、参会,见证新中国诞生等一系列大事,铺排开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当即吟咏出一首伟大的诗篇。阅兵、游行、焰火晚会,人民政协的所有高潮全部聚于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城楼见证了这一伟大的高光时刻。于是,走下城楼的黄炎培,又是一夜兴奋无眠,展纸泼墨,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吟咏的诗篇,记录下来,题目就是《天安门歌》: 归队五星旗下,高声义勇军歌。 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大野秧歌四起,红颜白叟黄童。 “中华人民领袖,出一个毛泽东”。 主义推翻帝国,友邦首重苏联。 今年“一九四九”,中华采用公元。 辽金元明清帝,帝京此地千年。 是人民的首都,今朝还我河山。 是自己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 画旗夜灯一色,天安门外“红场”。 “红场”三十万众,赤旗象征赤心。 赤心保卫祖国,赤心爱护人民。 “国民”改为“人民”,中间用意深深。 “民”众站立起来,堂堂地做个“人”。 为了革命牺牲,是“人民英雄们”。 英雄“永垂不朽”,立碑中华之门。 礼炮五十四发,单位恰符“政协”。 震起中华国魂,民主和平统一。 举头红五星,共庆山河改 开国启航,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对于近百年来备受外侮与内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旧制度永远地画上了句号,一个自由、平等、独立的新中国如一轮红日喷薄升起于悠久古老的华夏大地。对于一个投身革命即为家,南北征战20多年,矢志用自己的热血使中华大地人间遍种自由花的革命老战士陈毅来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分享着开国盛典中亿万人民的尽情狂欢,心情异常激动。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历经革命的众多思绪涌入心胸,于是,用浓浓的川音吟出《开国小言》: 天安门上望,城下人如海。 举头红五星,共庆山河改。 天安门上望,京阙焕新采。 亿众大革命,流血三十载。 天安门上望,红旗翻作海。 万岁涌潮来,军民真主宰。 元首耀北辰,元戎雄泰岱。 群英共检阅,盛业开万代。 人民庆开国,宇内浸狂欢。 幽燕秋花发,从此岁不寒。 一九四九年,国际庆伟观。 东方红日起,光焰照人寰。 革命久从戎,胜利不自期。 盛典今眼见,此生信不虚。 奇景要大作,开国待雅言。 拙句何足数,避席让群贤。 1949年3月25日,郭沫若与同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到北平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抵北平,并与之同阅兵、合影留念。29日,郭沫若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5月25日胜利归来时,北平有10多万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欢迎大会,并在天安门前聆听他的讲演。 6月15日晚8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此情此景感染下,郭沫若这位浪漫主义诗人,便以诗一般的语言,倾诉出燃烧在胸中的激情: 我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太阳出土。我更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永远上升,永远不会下降。 7月1日,北平各界齐聚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庆祝大会”。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当日清晨,郭沫若拜读此文,并以激越的心情写成“颂辞”诗一首,作为对“七一”的献礼。晚上,在大会上,他高亢朗读道: 看呵,这一道划破太空的长虹,听呵,这像大海里的波涛一样万雷荡动。……亲爱的战友们,让我们紧紧地靠拢!举起我们的铁锤、镰刀、枪和笔一齐向前冲锋! 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郭沫若作为主席团主席向大会致开幕词。翌日,郭沫若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长篇报告。此时,诗人的情感,又一次蓄积。9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主席团执行主席共五人,郭沫若是其中之一。会议开幕的前一日,即9月20日,郭沫若将蓄积的激情,用写于8月间的《新华颂》作为“赞词”献给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新华颂》是郭沫若为新中国国歌拟出的歌词,因在有关“国歌”议项的研讨中,采纳了徐悲鸿等代表的建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歌”不再征用新词。也正是于此,郭沫若倾全力写作《新华颂》,使之成为第一篇讴歌新中国的优秀乐章。《新华颂》的内容博大精深,节奏铿锵和谐,歌之读之,韵味无穷。《新华颂》充满了对新生活的热爱,对党和领袖的赞颂,更有对新中国光辉明天的美好希冀和期望。 1949年10月1日,人们在欢庆开国大典的同时,也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郭沫若的这首开国之开篇大作: 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道,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生者众,物产丰,工农长作主人翁。使我光荣祖国,稳步走向大同…… 开国大典这一天,一架架银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飞机,三架一组地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诗人马凡陀激情满怀地唱道: 在共和国的元旦,我跟随我们自己的空军,坐着自己的飞机,飞临北京上空!我心跳,我兴奋,我欢呼!我看见了新生的田地、村庄,我看见了祖国的锦绣山河!这是我们美丽无比的都城:一片金黄的宫殿,蓝的海,绿的树,白的塔……一座巨大的花园!红色的战斗机群,三架接着三架,打天安门前飞过,打毛主席的手臂下飞过,数不清的红旗飘动,数不清的手臂挥舞。…… 我跟随自己的空军,坐着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北京上空!我心跳,我兴奋,我欢呼!这是人民的第一支空军,它就将依照毛主席的话,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国防军,消灭反动派,消灭侵略者!保卫我们的领空!保卫我们的共和国! 马凡陀,就是诗人袁水拍,本名袁光楣。在他开笔写抒情诗的时候,他取“水拍”做笔名,写讽刺诗时,他又取“马凡陀”做笔名,借用了苏州话“麻烦多”的谐音。 保卫和平真佛意,环球从此可休兵 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新中国诞生的人群中,有一位穿僧衣的代表。他也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唯一一个穿僧衣的,被誉为精研三藏、博通二乘、才高识远、文通六国的著名爱国法师——巨赞。 巨赞,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1908年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巨赞幼读私塾,16岁就读江阴师范学校,1927年毕业后入上海大夏大学。后退学返回江阴,担任当地小学校长。1930年,他因领导中小学教师罢课游行,遭到治安机关的通缉,逃亡到杭州,匿居在西湖的灵隐寺。当时,我国佛教界著名领袖太虚大师刚从欧美各国宣讲佛学归来,也住在灵隐寺。潘楚桐便向太虚大师请求出家。太虚了解他的学识人品,嘱他撰文叙明出家的原因和志向。他当即模仿《庄子》,用骈文写出千字文《出家志愿书》。此文得到太虚大师的极高赞赏,随即将他留下,并与灵隐寺方丈却非法师商定为潘楚桐披剃授法,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巨赞。 1933年,巨赞应重庆北碚的“汉藏教理院”之聘,到该院任教。时间不长,他辞职离川赴南京,进入南京的内学院,深研佛学。1937年,内学院西迁四川。巨赞离开内学院,辗转经由厦门、香港,到了广东,后到湖南衡阳的南岳。到湖南后,他一面在沩山佛学院等讲学,一面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1938年,巨赞应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邀请,前往该社讲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大片国土沦丧,巨赞在研究社讲堂上激愤地说:“佛本慈悲,但当今妖孽横行,日寇逆天行道残害生灵。佛亦要作狮子吼,降魔灭邪,以正天理!”当时,田汉、冯乃超、杜宣等人也在南岳,同巨赞相会于南岳上封寺。经田汉等人介绍,叶剑英在南岳会见了巨赞,叶剑英对爱国僧人参加抗日表示欢迎。于是,巨赞积极奔走呼吁,向全国佛道界发出倡议,动员南北佛道教徒立即行动起来,走出寺观,投身战斗,为抗日作出贡献。 1939年4月,在南岳祝融峰顶的上封寺,巨赞在与几个朋友商量后,决定组织“佛教青年救亡团”参加抗日,与他交往很深的田汉以及鹿地亘、冯乃超、马彦祥、杜堂等到了南岳后,非常赞成此举并大力支持,竭力促成此事。当时在西面游击干部训练班任政治部主任的陈石经军长对此事亲自给予指导。1939年5月7日,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时任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叶剑英亲自到会,发表《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讲。1939年,周恩来到达南岳看了巨赞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后,挥毫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学佛”8个大字题赠巨赞,赞扬他及广大佛教徒团结抗日的爱国热情。 周恩来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巨赞。1946年初,巨赞回到了杭州灵隐寺,一面广览武林方志掌故,考证史实,撰写出版《灵隐小志》,一面与各寺名僧合议筹办佛学院校,与若瓢、会觉等共同创办“武林佛学院”。 1948年底,武林佛学院因经费问题停办后,巨赞离杭,往返于港、澳、台、浙,积极配合迎接全国解放。在香港,他会见了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夏衍、廖沫沙等朋友,大家认为全国不久即将解放,佛教现状势必打破。巨赞认同这些观点,同时感到他在《新佛教概论》中的一些改革设想有调整充实的必要。于是他在台湾考察佛教,参访众多寺庙后,写下了《台湾行脚记》(载上海《觉有情》月刊)。回到杭州后,立即草拟改革全国佛教教务计划。巨赞从香港回上海时,受李济深的委托,将一封绝密信件送交给被国民党软禁在上海的陈铭枢,此信原件现存国家博物馆。 淮海战役一结束,巨赞再次离杭赴港,陈劭先和李济深夫人吕集义等向巨赞转达了中共潘汉年同志要他草拟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的精神。他欣然承命,将已拟就的改革草案修改后由潘汉年派员送往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全国解放的前夕,佛教界动荡不安,巨赞坚持北上。当时许多人对此很不理解。巨赞坦言要“为佛教在新社会中,争取一个合理的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而到北京”。他在与法舫、印顺、道安三位法师的信中更是说道:“两千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忍置身事外任其生灭乎?” 正是怀着这样的赤诚之心,1949年4月3日,巨赞随李济深夫人北上,4月13日抵达北平。经一个多月的考察调研,会同周叔迦居士等人,以北京市佛教界同仁名义上书毛泽东主席及各民主党派,欢呼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陈述佛教改革的必要,并提出了改革主张。 巨赞的建议,得到李维汉、林伯渠、胡乔木、张友渔等同志的重视和嘉许。他们关切地向巨赞询问佛教界的各种情况;有关部门多次就佛教教务问题开会讨论,提出了中肯的指导意见。 1949年9月21日,巨赞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1日,他与众代表同行,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广场上欢呼的人民,巨赞感慨万千,即赋《共和国开国观礼志喜诗》: 殷殷雷震动欢声,民主新都定北京。 铁骑千群惊丑虏,红旗万幅壮干城。 富强独立除前耻,统一无私载首盟。 保卫和平真佛意,环球从此可休兵。 新中国成立后,巨赞法师定居北京。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来源:《人民政协报》2023年05月25日第09版)

    2023-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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